社区垃圾分类工作依赖居民、居委、物业、执法部门以及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的有机配合。2019年9月27日，澎湃新闻记者有幸主持了一次上海市黄浦区“分类治理视角下的垃圾分类”工作坊。本次工作坊的组织者，黄浦区地区办和华东理工大学专家团队，邀请了与垃圾分类工作关系最为密切的相关单位代表来深入讨论。由此，记者得以聆听来自社区一线工作者的丰富经验，以及管理者在执法过程中遇到的状况和体会。相信可以为其他地方的垃圾分类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这里是我添加的、相当重要的关键词，“垃圾减量”。利琼曾反复提到，从事垃圾分类工作，不是为了分类而分类，而是为了垃圾减量。我相信，这是需要大家一致达成的共识。
黄富丞（外滩街道无锡居民区党总支）：我是外滩街道无锡居民区的。“代表进社区”活动开展时，也讨论了垃圾减量问题。
我认为，垃圾减量的主要源头不在社区。部分社区，尤其是我们这种老旧小区，已经能较好地完成垃圾分类工作。因而，源头处理的问题，尤其是塑料制品的处理，可能更需要市政府采取措施。
我们的居民也讨论了类似问题。居民普遍表示可以接受纸质包装，因此是否能通过在超市、菜场等地增加垃圾袋成本的方式，使小区垃圾量也减少。
郝利琼（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垃圾减量有两种概念。第一种，指运输至垃圾场进行填埋或焚烧的垃圾量减少了；而第二种是个人少产生或不产生垃圾，从而使垃圾量在源头上不产生或少产生。
从第一种减量的角度来看，比如小区原本需要运输10桶垃圾到末端处理场，现在通过分类和回收，也许只有6桶垃圾被运输到处理场。减少处理量，也就减少了垃圾对城市环境的负面影响，也减少了垃圾方面的财政投入。
第二种减量是更高的目标，它指的是，在最初产品设计时尽量控制材料使用量、减少包装，或是在消费者购买环节上采取限制措施，根本就不产生垃圾。这是从顶层设计者的角度，是最根本和最有效的减量方法。
垃圾分类和垃圾减量的关系是什么？在第一种概念上看，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垃圾分类确实只是一个手段，目的是减少末端处置量，保障城市垃圾处理场的正常运行，防止其爆满或影响城市安全运行。在这个层面，垃圾分类是非常有效的手段。
王昀：这也许需要分类者责任结合企业责任。社区与居民交流的时候，也可以提到这一点——比如，少用一份塑料袋。可能这也是减量在社区实施的具体方法。
郝利琼：我做一些补充。就上层而言，整个垃圾分类政策应该是由城市最高层管理者提出的完整的法律和政策要求，它是统一的，标准化的，具有强制性；就基层而言，这些要求要落实下去，必须符合社区自身的要求和条件限制，就需要形成更具体的共识，比如垃圾投放时间、投放地点等。这些是有讨论空间的。但整体性的政策，比如分类方法，应该由市级政府讨论得出。所以，这两者本质上是上层和基层的结合。
从社区角度说，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在上层的目标清晰化后，如何达成和实现这一目标，形式上更侧重自我讨论、自我管理和自我授权。
王昀：顶层设计与底层实践，这两者不矛盾。各位在实际操作中可能有不同感受。以上四组关键词是各位达成的部分共识。就是说，大家应该用这些理念指导垃圾分类实践。
后面几个议题，会谈到垃圾分类的具体方法，部分是有效操作，部分是希望尝试的。到时继续请大家分享感受。
还有关于资源共享和社区参与，吴晓毅没有具体展开。他们的社区以楼宇为主。能否再具体分享一些增强社区资源共享的经验？
吴晓毅（小东门街道龙潭居民区党总支）：我所在的是一个集商务楼宇和高档商品房为一体的居民区。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主要采用楼宇带动居民共同参与的方式。党员骨干为先，我相信是大部分居民区通行的有力措施。针对商务楼宇，我们以区域化党建为平台，以楼宇白领活动为契机，在大型楼宇进行政策宣传。
自7月1日正式实施垃圾分类政策，单位的垃圾生产量比居民区数量少，分类较易，且处罚力度更严格。我们希望能通过楼宇先行，从易到难，带动周边居民。部分商务楼宇的一楼开设商铺，如餐饮店等，居民在双休日或空余时间也会前往，因此我们也希望通过商铺日常活动带动居民区的垃圾分类。
另一方面，7月1日后，部分企业单位比较重视垃圾分类，但缺乏专业培训的老师，从而向我们社区寻求帮助。因为我们有资源，比如绿化市容、等部门的接洽协调。我们还请了一些专业第三方组织为商务楼宇培训，并把垃圾分类宣传单页发给他们，如果他们觉得我们的设计比企业单位更好，也会主动向我们要资料。我觉得，这是同在一个辖区内，互通互融、共同参与的状态。
吴晓毅：是的，各方面资源会互通。比如，我前面提到，专业培训老师会进入楼宇；楼宇内许多在职党员也会融入社区进行一些宣传。这是互相渗透的过程。
吴晓毅：相对来说，我们社区里高档商务楼宇较多，也有一些二级旧里，尽管资源没有楼宇多样，但旧里居民的融合度、熟悉度更高，也有自己的工作特色。
5月底，我们豫园街道开始进行垃圾分类准备工作，期间与区域化党建工作相结合开展。作为我们社区区域化党建单位的豫园街道绿化市容所，给了我们很大支持。首先是派老师指导志愿者和居民如何分类，还举行了“垃圾分类·党员先行”的主题党日活动，与中队以及党建联建单位如邮政局、小学、幼儿园等，进行了充分的资源共享。
我们社区内二级旧里相对更多。因此，死穴在于人员素质不高，开展工作难度很大。比如，垃圾分类刚开始的时候，如果志愿者上前提醒居民，垃圾未分类不能扔，就会遭到部分不配合的居民责骂。
与吴以高档楼宇为主的社区不同，我们更接地气。不同的社区资源共享的范围和对象都有所不同。我相信，黄浦区很多二级旧里都是这样的情况。
吴晓毅：对，我们共享的资源，只能针对社区骨干和党员这些愿意交流的人群。还有一些不愿或不屑于交流的人群，无法进行资源共享。
蔡惠智（外滩街道无锡居民区垃圾分类志愿者代表）：我来自黄浦区外滩街道无锡居民区，是一片老城区。我们社区里外地住户特别多，容易出现垃圾乱扔的情况。有时因为错过了时间，我们志愿者下班后也垃圾箱房锁门了，居民无处丢弃垃圾，甚至会把垃圾随意丢在门外，或是偷倒垃圾。我们作为志愿者很辛苦，要帮忙分类，还要劝说。不知扔垃圾定时能不能根据他们可行的时间来调整。
蔡惠智：旧城区外地人口很多，基本从事服务行业，如餐饮、快递等，工作时间长，回家晚，定时扔垃圾确实有困难。志愿者劝说多了，还会产生矛盾。因此我在想，定时的时间能否改变，比如早晨稍早、晚上稍晚，开箱让居民扔垃圾。我想提出这一方案。
郝利琼：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社区内部进行讨论和协商。不同社区情况都不一样。比如，青年人较多的社区可以适当调整开箱时间，同时也要做好监督，派志愿者在不同时间段值班等。
蔡惠智：这还牵涉志愿者。志愿者也有自己的时间安排，需要个人时间，不可能值班到很晚。这就与晚归的居民发生了矛盾。
听众：我来回答志愿者的问题。事实上，物业是整个垃圾分类工作的重点，居委会只起协助作用。但我们的物业属于托管物业，老旧小区的居民应该知道，物业这方面缺失挺严重。目前居委会仍然承担物业的一部分职责，下一阶段的工作，我们可能需要吸纳物业来开展。这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小区1600多户人家，共8个箱房。但箱房不达标，即使改建，也只能放两个垃圾桶，分别是干垃圾桶和湿垃圾桶，另外再放一个很小的可回收物和有毒有害物垃圾桶。虽然硬件条件不足，但我们开展工作时，志愿者还是会帮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补充处理。
关于外来人员的管理，我们对每家每户都进行了宣传，但外来人员生活习惯不同，尽管我们经常上门走访，他们的归属感也不强。因此，垃圾分类的工作，分属不同体系。
王昀：垃圾分类涉及社区融入、人群融合的问题。不同人群无法在扔垃圾时间上达成一致，这进一步加深了志愿者与外来人群的冲突，对志愿者工作也带来了影响。
听众：定时不只是单一因素，后续清运时间要配套，清运车辆在这个时间段内也要配合。而且物业公司有使用保洁员的成本，也有清运时间问题。
如果问题都能用自治的形式解决，固然很好，但仍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需要依靠志愿者补充。因此，我认为，需要强化规则意识，大家要遵守规则。接下来，工作应注重培养对法律的敬畏和遵守规则的意识。有了这两种意识，环保理念也会相应而生。
举个例子，我的工作很累，睡得很晚。但我妈坚持把我叫醒，说八点前要倒垃圾，因为她是居委会从事垃圾分类宣传工作的志愿者，她对定时倒垃圾的规则意识非常强。
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规则意识。其他的自治措施，包括志愿者、党员先行等，都是很好的方法，但归根结底还是必须遵照法律和规则执行。
王佳琦（淮海中路街道新华居民区党总支）：我也说一句。如果有条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居民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设法帮忙解决。只有行为故意、情节恶劣的情况下，才应起到规范作用。
王昀：我有一位徐汇区的公务员朋友，说自己机构举行过一次辩论，辩题是垃圾分类依靠法律还是道德。当然，答案一定是兼有。只依靠道德约束不现实，执法也很重要，否则不能产生威慑力。
陈峻（南京东路街道振兴居民区党总支）：我也来自基层居委。前面大家讨论执法，我想谈个人看法。
作为普通居民，我有些同情中队。每天要接待大量居民，反馈解决问题。对而言，垃圾分类监督执法是新增的工作，他们也有其他工作。黄浦区人数有限，而全区总人数和垃圾投放点数量惊人。
执法最大困难是固定证据。有一次，我们一位二级旧里的居民乱扔垃圾，志愿者举报，赶来执法时，由于无法明确证据，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道德约束固然重要，但根本还需依靠法律法规执行。虽然上海市垃圾分类倡议了十几年，但正式付诸行动是3月的上海立法。3月下旬决定，7月1日正式实施，只有三个月时间，因此许多方面比较仓促，包括垃圾箱房改建、居民动员。
目前而言，我个人的建议是，尽管依靠人海战术，实施初期较为有效，但长时间作战，大家都会不堪其苦，尤其社区很多志愿者年事已高。如果能在投放严重不规范的垃圾箱房内加装摄像头，不一定处罚，也能起到威慑作用，使大家产生敬畏感，而且能协助固定证据。没有规则制度的保障，即使规劝多次也无用，并且上海流动人口数量庞大，教育效果无法在短时间内体现。
王昀：志愿者是有效的方法，只是后期会陷入人海战术的怪圈。如果要严格执法，可能还需要技术手段协助。好，以上是前期收集的信息中，被认为有效的办法。
夏杨（豫园街道学院居民区党总支）：有很多问题，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论。刚才已经提到，我们的社区属于二级旧里，是开放式社区，周围都是街道、里弄和小马路。我们5月底在社区设立了3个垃圾箱房点位，全部采用干湿二分类，不是四分类。其中有个垃圾箱房设在马路上。这是一个丁字路口，垃圾箱房两侧是小商铺，属于菜场周边区域，主要贩卖鱼、肉和蔬菜等。地上的食物、厨余垃圾都用水冲，整条街的情况令人反胃。这一垃圾箱房承担着过往行人投放垃圾、小商小贩投放食物残渣、社区居民投放生活垃圾的重担，问题非常严重。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志愿者。志愿者上岗一星期后，提出了自己的顾虑，称无法继续承受目前的工作。因为垃圾分类实施初期，居民都拎着垃圾到箱房分类，而不是在家里分类完毕后投放，所以每袋垃圾都需要专管员破袋、志愿者帮忙。一两人如此，还能承受；一两百人如此，就无法接受了。而且，这个箱房6月开放，天气逐渐炎热，垃圾味道也越来越浓。志愿者上岗一个星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