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采访中心记者前往华东地区采访,这里有着大量的快递包装生产企业。其中,在金华与义乌交界的孝顺镇,便分布着许多生产快递塑料袋的企业。
在一家中等规模的包装加工厂,记者见到了快递袋的生产过程。5台机器,同时工作,一天可以生产十几吨。在机器旁边,则堆放着一大批原料,部分原料上还写着“不要用”三个字。当记者询问这些原料来源的时候,工作人员则略显神秘:“这些原料来自天南海北,都是老板的老朋友,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记者发现,在孝顺镇的工业区内很容易就能找到生产快递袋子的企业,并未看见上游生产原料的厂房。但记者从这家包装加工厂得到了肯定答案:在金东区东黄线附近,有隐蔽的小作坊在生产所谓的回收料。
经过探访,记者从一位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了为数不多的回收料加工厂,并取得了一家加工厂老板任某的电话号码。而记者接下来的所见也恰恰印证了前述业内人士的说法。
任某通过电话告诉记者,最近他们生产的原料在市场上需求很大,由于地方的安监、环保、工商等督察小组到处检查,很多回收料的加工厂都关门歇业了,只有他家企业藏匿在村里,比较偏僻,还可以供货。
“我们的原料(回收料)供不应求,价格7500元一吨,你要货的话,得提前预定。”任某在电话中表示。
随后,记者以查看具体成品为由,得知了厂房的具体位置。从金华市中心出发,沿着东黄线余公里,在一个标有“景阳岗”的公交站牌的路口向北拐入一条崎岖的泥土路,七拐八拐行进2公里左右,记者看到有几排厂房矗立在田野间。
记者现场询问得知,其中一间便是任某的加工厂,但大门紧闭。为记者打开大门的是一位老汉,“我们前两天还在生产,这两天风声比较紧,就停工了,你们先看看吧”老汉说。
300平米的厂房灯光昏暗,大部分空间都被各式各样的垃圾所占据。厂房中间是一台显得十分陈旧的机器,旁边则是生产出的深蓝色的回收料。记者目测,厂房存放的回收料大约在5吨左右。
“现在政府查的严,关了好多厂子,现在市场上对我们的原料需求很大,我们的机器一天能生产大约2吨左右。凑够20—30吨一车,就往外运。”老汉告诉记者。
记者随即询问老汉,生产线用于制作回收料的垃圾是否通过正规渠道所得?对此,老汉则讳莫如深:“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做了四五年了,这些垃圾原料都是多年的关系户送过来,价格便宜,市场上根本买不到。”
垃圾原料来路不明则是快递“毒”包装产生的关键所在。对此,北京印刷学院青岛研究院副院长朱磊认为,快递塑料袋的有毒有害物质来源有很多,比如重金属、印刷时产生的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黏粉或者二恶英等塑化剂致癌物,此外还有从生物和医疗垃圾、化工厂等带来的微生物种群,都会对环境和带来一定危害。
记者采访发现,绝大部分快递塑料包装袋在回收处理的时候也对环境和产生一定的危害。经了解,快递塑料包装产生的有害垃圾埋入地下的降解周期超过200年,并将污染土壤和地下水;而快递垃圾在焚烧时会产生二恶英,严重危害的健康,对大气造成污染。
此外,回收料中有很多都是由未清洗的医疗垃圾和毫无用处的化工垃圾为原料,因此也会危害长期接触快递包装袋的几十万名快递员。
对此,上述业内人士建议,目前我国在超市购物袋上是禁用回收料的,同时也希望在整个快递领域禁用回收料。随着电商网络的飞速发展,快递员、消费者同快递塑料包装袋的接触越来越多,身体的健康状况也将受到危及。
朱磊也表示,回收料的使用是符合循环经济理念的,因为它是将使用后的塑料垃圾回收再利用,“不过要做好垃圾分类,避免有毒有害致癌物质进入再循环的回收料里面。”他说。
对此,朱磊建议,要明确快递业使用绿色包装袋的定义和标准,加快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使政府的监督检测更加有理有据;此外,还应建立绿色包装评估体系,加大试点经验的推广。
北京工商大学材料与机械工程学院院长黄志刚则认为,可降解材料的经济性和环保意义正在逐渐显现,从大的趋势来讲,使用生物可降解材料是一个必然趋势。
实践告诉我们,走出这一窘境,需要共识更需要落实,除了提升消费者的绿色生活观念,也要靠行业的环保技术创新、相关部门的监管政策。对于快递业产生的大量塑料垃圾,多个政府主管部门也已经做出了有益探索。
今年11月2日,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发改委将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调整“限塑令”,研究制定在外卖等行业率先限制一系列不可降解塑料包装使用的相关实施方案。
也是在同一天,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将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创新驱动、源头治理,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的原则,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推进源头治理,增加绿色快递服务产品供给,提高快递业包装领域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包装耗用量,减少环境污染。
此外,《意见》还提出,2020年可降解绿色包装材料应用比例将达50%,基本淘汰重金属等特殊物质超标的包装物料,电子运单使用率达到90%以上,平均每件快递包装耗材减少10%以上。